今天是5月20日，一个被赋予了爱与幸福含义的日子。当我们试图回答“你幸福吗”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是在探讨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主题。幸福，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题，而是一种多维度的探索。那么幸福感究竟能否被量化？我们到底幸福吗？有多幸福？这些问题往往能触及人们的内心最深处，却难以得到确定的答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刘烁与苏黎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Nick Netzer合作的研究论文《Happy Times: Measuring Happiness Using Response Times》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方法，通过记录和分析问卷回答的反应时间数据，解决了传统有序反应模型的识别问题，提供了测度幸福感可能的新路径。该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经济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研究发现，反应时间中包含了关于幸福感等潜在主观变量分布的重要信息。在反应时间数据的“加持”下，研究者无需对潜变量的分布形式做任何先验假设便能回答诸如“收入越高是否越幸福？”、“中老年人是否在政治上比年轻人更加保守？”、“风险偏好是否具有性别差异？”等社会科学普遍关心的问题。刘烁认为，反应时间的应用并不局限于经济学，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涉及主观态度的领域。
传统幸福感测量的困境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在经济学文献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例如，早在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就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探讨了收入如何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通常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却几乎与富国几乎一样高。
近年来，调查问卷已成为测量经济和社会偏好的重要工具。在社会科学中，幸福感的测量和比较是一个重要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幸福感无法直接观测。传统方法是通过调查问卷，让被试者回答类似“你幸福吗？”的“灵魂拷问”。问卷通常会提供“幸福”、“不幸福”乃至更多个数的离散选项，然后记录不同类型或背景的受访者的选择数据。传统上用于分析该类型数据的有序反应模型（ordered response model）会假设存在一个客观的“幸福值”，当这个值大于某个阈值的时候，受访者会回答“幸福”，小于该阈值时则回答“不幸福”。然而，这些选项并不能精确地反映个体感到幸福的程度。
因此，为了进一步估计和比较性别、年龄、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者常常会进一步假设幸福感服从某一特定类型的概率分布（例如正态分布），然后运用经典的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由于幸福感的真实分布无法直接观测，这些分布假设在现实中很难直接检验，不同的假设甚至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意味着只要选“对”了分布假设，研究者可以得出其想要的任意结论。因此，曾经颇为流行的“幸福经济学”研究似乎已不再能够经得起逻辑推敲。
幸福感的测量并非易事，它需要跨越传统方法的局限，探索新的测量工具和方法。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
反应时间：幸福感测量的新维度
刘烁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使用反应时间（即调查参与者回答特定问题所需的时间）有助于解决有序反应模型的识别问题。举例说明：在一个只有“幸福”和“不幸福”两个选项的幸福感调查中，假设被调查者当时感到非常幸福（例如刚涨了工资），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幸福”的选项。类似地，感到非常不幸福的被调查者也会很快地给出“不幸福”的答案。与此相反，介于非常幸福和非常不幸福之间的被调查者很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出选择。因此，以“伊斯特林悖论”为例，仅仅观察到更高比例的高收入人群报告“幸福”是不足以判定更多的收入是能带来更多的幸福的。根据刘烁的理论，研究者还需进一步检验高收入人群回答“幸福”（“不幸福”）的反应时间是否比低收入人群的回答更快（更慢）。
展开全文
为了验证文章的主要理论和展示反应时间方法的应用潜力，刘烁及其合作者采用在线调查的方法，通过全球最大的微任务众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向大约8000名参与者发送了问卷调查，同时记录了他们的反应和反应时间数据。问卷中除了关于幸福感的题目，还包括一系列偏好、信任和政治态度等主观问题，以及性别、收入、婚姻状态等社会人口信息。
实验首先证明了“时序效应”（chronometric effect）在问卷调查的场景下确实存在。例如，在一个两阶段的二元幸福感问题调查中，被试在第一阶段回答是否幸福后，需要在第二阶段进一步完善他们的答案，如回答到底是“非常幸福”还是“一般幸福”。根据文章的理论，那些“非常幸福”的被试在第一阶段的反应时间应该比那些“一般幸福”的被试要更快。这一预测得到了数据强有力的支持。
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社会人口组别的反应时间分布差异，以判断传统计量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实证分析表明，传统计量方法所隐含的分布假设在不少情况下都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偏离，但总体而言，其估计结果在质性层面上还是较为稳健的。针对“伊斯特林悖论”，反应时间数据支持“中等收入者较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的结论，但类似关系在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之间却并不成立。因此，金钱或许能买到幸福，但到底能买到多少幸福，仍然是个问号。
反应时间研究可扩展到其他涉及主观态度的领域
刘烁表示，目前的研究已经从理论上和实验中证明，对于幸福感等不可直接观测到的主观态度变量，反应时间是了解它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借助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早已确立的时序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反应时间数据，直接检验传统计量模型中的分布假设是否可靠。近年来，问卷调查越来越多地在线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记录反应时间很容易，而且成本很低。
在刘烁看来，调查研究中的反应时间数据与具体回答数据同样重要。作为一种新的测量工具，反应时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幸福感、态度和偏好等潜变量在人群中的分布和差异。传统问卷中二元的“是/否”、“认同/不认同”乃至更复杂的打分机制，都无法识别给出同一回答的人之间的感受程度差异，需要反应时间数据的辅助才能更充分地刻画出对应分布的特征。
刘烁认为，反应时间的应用并不局限于经济学，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涉及主观态度的领域。例如在市场营销领域，产品设计者有时会对消费者进行调查：如果产品设计成这样或那样，你喜欢吗？你更喜欢哪个？消费者的反应时间实际上也是其偏好强度的体现。产品设计者通过调查，不仅能够得到消费者更喜欢哪个产品这一直接答案，还能够通过反应时间观测到消费者对产品的喜爱程度，以及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差异有多大。企业在进行产品设计和定价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得到更优的效果。
参考文献：
1.Bond, Timothy N., and Kevin Lang. 2019. “The Sad Truth About Happiness Sca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4): 1629–40.
2.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edited by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Liu, Shuo, and Nick Netzer. 2023. “Happy Times: Measuring Happiness Using Response Ti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 (12): 3289–3322.
刘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2019年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与组织经济学，博弈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nagement Science,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经济学（季刊）等。2022年入选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202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来源 |北大光华对外关系部
编辑|刘畅
排版|李珅
审核|奂然
相关链接：
短视频二创“狂飙”，谁是最后的受益者？
为什么中国有些生意爱“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