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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罗马天主教会席卷了中欧和西欧。1600年，天主教会近一半的追随者——整个北欧——已不再承认其权威或践行其教条。到了16世纪末，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只剩下意大利诸邦、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大部、尼德兰南部、瑞士的森林州、南德意志、奥地利、波兰、爱尔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的零星信徒。在这场宗教改革中，贵族的权力遭到削弱，市民阶层的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而对于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在中欧和西欧，那些拒绝罗马天主教者被统称为新教徒，但他们又分为三大派别。路德宗如今是北德意志诸邦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丹麦、挪威和瑞典——信仰的宗教。加尔文宗有着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信仰加尔文宗的，包括瑞士的大多数州、尼德兰北部、苏格兰，以及德意志、匈牙利、法兰西和英格兰境内一批颇有势力的追随者。盎格鲁宗成为英格兰的国教。
新教保留了大部分的基督教神学传统，因此西方各地的基督教有很多共同之处。而新教徒仍然信仰三位一体理论、耶稣基督的神性、犹太人的《旧约》和《新约》的神圣性，相信堕落的人类只能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获得救赎，以及在来世获得褒奖或惩罚。基督教的教义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共同传承下来。
但另一方面，新教也有一些区别于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也是新教的显著标志：（1）否定罗马教皇的主张，因此拒绝教皇的领导和管辖；（2）反对那些自中世纪发展起来的教义——比如炼狱、赎罪券、向圣人祷告和供奉圣像，以及对圣礼制度的重要修改；（3）坚持个人有解释《圣经》的权利。新教认为，个人无须教会介入就能实现自我救赎。因此，对新教徒来说，解读《圣经》的权力在个人，而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一权力归属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机构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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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教对权威的不同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其追随者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可以说，有多少人阅读《圣经》，就会有多少种对于《圣经》的解释，也就难怪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年鉴》中，记录了仅美国就有一百六十四种新教的分支或教派。当然这些派别其实并不像看起来这么复杂，因为它们几乎全部承袭自16世纪的三大新教宗派。关于路德宗、加尔文宗和盎格鲁宗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做个简要的归纳：
（1）加尔文宗的教义是拣选称义——上帝决定或预定了谁将得到救赎，谁将被弃绝。路德宗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仅凭信仰便可得到救赎。盎格鲁宗赞同路德宗的因信称义，但《三十九条信纲》也可以解读为其立场与加尔文宗的相同。
（2）加尔文宗只承认两种圣礼——施洗和圣餐。路德宗和盎格鲁宗除了保留上述两种圣礼，还保留了坚信礼，而盎格鲁宗还保留了按手礼。因为盎格鲁宗的官方声明中提到有“两种主要圣礼”，这可以满足某些盎格鲁信徒——所谓“高教会派”——对传统天主教的七种圣礼的坚持。
（3）天主教的变体论认为，在圣餐仪式中，面饼与葡萄酒通过祝圣转化为基督的体血。这种理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路德宗坚持所谓同体论观点，认为基督的体血存在于面饼与酒中并与之共存，（借用路德自己的比喻）就像熔炉中的火与铁一样。而加尔文宗认为，圣餐不是基督有效的献祭，而只是纪念最后的晚餐的仪式。盎格鲁宗的立场模棱两可，因为他们的官方声明称，圣餐是基督体血的交融，但领受者只在精神上领受基督的恩宠。盎格鲁宗的“低教会派”倾向于加尔文宗的解读，而“高教会派”则倾向于天主教的解释。
（4）教会的组织领导方式。所有派别的新教徒都对天主教会的那套有神意加持的神职人员体系进行了变革。在天主教会中，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在他之下则是由主教、神父和执事组成的神职人员体系。盎格鲁宗虽然反对天主教会，但保留了主教—神父—执事的教阶制度，并坚称这套制度直接承袭自中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因此其体制与东欧的东正教是一脉相承的。路德宗反对主教制的神授性质，但保留了主教作为一般的行政管理的职务。加尔文宗废除了主教职务，只保留了一种神职人员——长老。由长老大会或宗教会议管理的加尔文教被称为“长老会”，而主张由教徒公众管理各堂区的教会，称为“独立派”“分离派”或“公理会”。（与加尔文宗类似的浸礼宗也保留了最后一种教会制度。）
（5）各个新教教派在公共敬拜仪式上也有不同。盎格鲁宗保留了大部分的天主教仪式，只不过采用英语而非拉丁语主持，还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礼仪，一些地方甚至保留了蜡烛和熏香。加尔文宗的敬拜仪式极其简单：在无多余装饰的教堂中，诵读《圣经》、吟唱赞美诗、即兴祈祷和布道就是日常仪式的全部。路德宗的敬拜仪式介于盎格鲁宗的仪式感和加尔文宗的简洁朴素之间：虽然没有设计统一的敬拜仪式，但强调形式和礼仪。
对于16世纪教会组织和宗教教义巨变的意义，各类观点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不考虑宗教方面的因素，其某些方面的影响甚大，且为全体学者普遍认可。这些影响如下：
第一，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遭到了破坏，中世纪关于罗马天主教统治下的普世神权的理想受到了粗暴的冲击。
第二，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被民族化了，新教是民族主义在宗教层面上的呈现。新教本质上是对天主教普世性特征的一种抗议，得到了民族国家的支持，它在不同的地方呈现的是不同的民族形式。德意志各邦、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苏格兰和英格兰，都建立了自己的国教。即使保留了天主教会的国家，其教会组织本质上也是基于民族原因，而且从此以后主要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
第三，宗教改革运动意在澄清天主教教义。为了应对新教徒的迫切需求，天主教会对其教条进行了明确定义。从此之后，天主教会一直处于守势，其信徒间能容忍的意见分歧也比以前少了。
第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个人道德以及神学的研究。许多人的兴趣暂时从其他知识转移到宗教论战，不仅如此，天主教和新教教徒还会兴致勃勃地与邻居争辩，以证明自己的宗教代表着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相比15世纪，16、17世纪的宗教氛围更加严肃、认真，也更加偏执盲目。
第五，宗教改革直接引发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世俗君主的权力大为增加。通过没收教会的地产和控制神职人员，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君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国王和德意志各邦君主的钱袋子都鼓了起来，再也不用担心自成一体的教会会阻碍他们的绝对主义倾向。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世俗君主也迫使教皇做出让步，从而将教会与王权绑在了一起。
贵族的财富也大大增加，尤其是在新教国家。他们的财富一方面来自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一方面是需要贵族支持的国王会用没收的教会财产来收买他们。即使君主给予了贵族如此多的财富，但君主们还是要费尽心思，阻止贵族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为了防止贵族重获权势，专制君主们启用更加忠诚的市民阶层为自己服务。很快，市民阶层便在当时的欧洲各大国中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可以说，宗教改革是推动市民阶层上升的诸多因素之一。
对于占据欧洲人口主体的农民来说，宗教改革其实弊大于利。农民们虽然不用再缴纳教会的苛捐杂税，但专制王权的扩张和冷酷无情的世俗领主让他们失去了更多。农民发现，压迫者只是改了个名字，而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糟了。可以肯定，至少在德意志各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农民的境况在新教崛起后变得更糟了。
[本文摘自卡尔顿·海斯的《现代欧洲史：1500—1815》。该书是一部讲述现代欧洲300余年（自16世纪起至1815年止）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品，涵盖了商业、政治、宗教、文化及殖民竞争等方面的内容。卡尔顿·海斯是新史学派的代表，提倡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因而本书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内容，也融入了社会史的内容。作者认为，政治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变迁，因此，他尝试用社会和经济因素来辅助解释政治事实，以更接近历史真实。]
书名：《现代欧洲史：1500—1815》
作者：［美］卡尔顿·海斯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229-18162-8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定价：88.00
分类：社科·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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