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朝离现在比较近，而且又不是被暴力推翻。所以，各种档案没有被毁灭。因此，关于清朝正面和反面的东西都比较多。说是吏治，其实主要就是反腐败问题。对于反腐败问题，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没必要。其实，怎么可能没必要？腐败这个问题是关乎国运问题的。
特别是一个重要人物，他背后、身边不是一个或几十个人，而是会影响一个阶层。他腐败，他的整个阶层就是腐败的，所以，打外战没赢过，就知道逃跑。结果洋务洋务全是依靠清廷支持才能存活；军事军事全是废铜烂铁。他的一切功劳都是纸面的说教，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贪腐就是国运里面的“邪”，国运是“正邪地较量”，正胜利了那么国家就会强盛，正失败了国家就会衰落。正如1881年后，左宗棠的正确意见经常被否决。李鸿章的错误观念成为清廷为政的主体观念。
什么是国运
听到国运这个词，有什么想法？概念？先停留2分钟吧，两分钟后我谈谈国运这个词。
“国运”这个词很奇怪，在我这么多年与人探讨历史兴衰的时候，对方经常时不时地蹦出这个词。大凡说出“国运已定”这四个字的人，在我的头脑中则立刻显现出了：白发苍苍的智者形象，他总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指点江山，总有一种无可辩驳，压得你喘不上气儿来。类似这个词的还有环境、制度，你只要谈负面问题，说出这三个词来，任谁都不需要负责任了。
我最讨厌谈历史的时候说出这三个词——国运、环境、制度。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件现象：有的人犯了罪，有些人就拿出家里多么穷、受过多少骗来为他的罪行辩白。但现在大部分人都能够区分这点：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制度、同样的国运，为啥你犯罪，他不犯罪？所以，拿国运、环境、制度说事儿只是托词。
话题稍微远了些，只是谈到国运的时候有这么点儿牢骚。国运一是指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二是指国家发展的定数；三是指国家发展的某种规律性描述，如上升、平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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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最为客观，根据现阶段国家发展情况，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种，最为主观，典型代表就是，罗贯中的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说。这种观点，从历史实践上看它是正确的，但对现实以及对未来却没有任何操作价值。除此以外，各种带有宿命论的“天书”，如“烧饼歌”“推背图”等，我根本不会去讨论，文字游戏、个人臆想、用历史解读历史的无聊性质颇大而且过于宏观，同样没什么操作价值。
第三种，主客观都比较到位。这种趋势性的描述，现在普遍采用的是“产品生命周期”推导出来的“国家生命周期”。
历史学界最有名的“黄宗羲定律”（秦晖先生提出，每次税负改革，农民的负担就重一次，如此反复直至民不堪重负）则主要是赋税改革，它只是构成国运的一个因素，算不上国运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朋党定律等，这些也不是国运定律，而是权力定律
过去历史学界，真正称得上国运定律就是两个：
其一，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原话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爱读历史却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黄炎培先生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朝代虽不同，兴亡的原因却很相似），其实也只是杜牧观点的翻版。
其二，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的语言就是“富不过三代”，文一点儿就是柏杨先生的“瓶颈定律”。
国运规律是什么
各位先看看，三分钟后，我说个找挨骂的理论。我自己琢磨的。各位朋友学识都不错，我说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忙挑错儿，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好。欢迎私下跟我交流，今天也好。
“国运”的规律则是由不间断地“小生命周期”推动而形成上述“生命周期”。我倾向于历史是由：（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幼稚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成长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平稳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衰退期。
邪，主要是指歪风邪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只关注权力斗争、个人享受（包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等。
正，主要是指浩然正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将关注注意力主要放在民生问题上以及如何保住政权上。
稳，则包括两种。若是邪气居主，那么国不长久；若是正气居主，国家绵延不绝。
邪正稳的争夺是连贯的，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没有继续流转，那么其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而且。他的流转过程次数越多，其立国时间越久长。
邪的典型，就是晚明时期。
正的典型，诸如各个大朝代的前期。
晚明的各类经济指标、文化指标进入了二次“成长期”内，但因其邪正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从而实际上它进入了“衰退期”。
民生问题上洪武荒政体系遭到彻底破坏、经济贫富差距过大、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极端严重、沿海地区百姓无法合法生存等。
在政权保卫上，居官有同贸易，官场成了商场，官员们各个只按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优化进行着权力斗争；财政收入大范围流失到官僚商人、走私贩等口袋中，致使财政困难等等。
由此，邪正争夺期内邪气居于主流，因为突如其来的瘟疫、自然灾害、清军入关等直接打破了这种稳，从而使得这一运转规律无法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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